(相关资料图)

翡翠一词源自于古代的鸟名,红者谓翡，绿者谓翠，后世取其艳丽的色泽，用作漂亮玉石的称号。翡翠属硬玉，首要盛产于缅甸北部的克钦邦境内密支那西南部的孟拱，而我国云南省边境亦有少量产出。缅甸自古为我“西南夷”，秦称朱波，汉为掸国，唐称骠国，宋为蒲甘，历来遣史入贡皆有史籍可考。

陈旧的翡翠作坊根据资治通鉴(汉记十一)，在汉武帝年代(公元前141－81年)，四川的竹杖和细布便经由云南、缅甸转运至印度、中亚和罗马帝国。后汉书(西南夷传)，撢国国王雍由调于东汉年间(公元97、120、131年)，先后三次遣使至我国通好，并获授“汉大都尉”官衔，双方互赠宝贵礼物。新唐书、旧唐书、唐会要也有关于德宗贞元年间(公元802年)，骠国遣使献乐于唐的记载，白居易、元稹并各有“骠国乐”一首，以述其详。宋真宗本记云：“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五月，蒲仆国遣使来贡”。宋史宋徽宗崇宁四年(公元1105年)有“缅入贡，盖举其国”、崇宁五年(公元1106年)，有“蒲甘入贡”等语。而缅甸琉璃宫史，蒲甘王朝(公元1044－1287)国王阿奴律佗在宋朝时为求佛牙曾亲自到云南大理拜访，遭到大理地方政府盛大招待。

可见中缅两国在政治、经济、文明的艺术的沟通根由长远，而民间商买贾穿梭于这条“西南丝路”古道，将我国贵重的物资，如丝绸、布疋、瓷器、漆器、茶叶等运往缅甸、印度，再换回当地的珍珠宝石、翡翠琉璃等稀罕珍品，其盛况可以想见。

尖端天然紫罗兰翡翠珠链，成交价：1888万港币缅甸孟拱的玉石矿，地处偏僻山区，蛮烟瘴雨，人迹罕至，一直不为人知，有文字纪录的显现大约在十三世纪初，相当于宋朝，被一位云南小贩所发现。公元963年(宋初)有纪录显现一商队由云南运了五百担未经切开的玉石到北京，一起我国人在十三世纪时，在缅甸北部发现坐落孟拱的辉玉矿。又缅甸通鉴一书中说到发现孟拱玉石的通过期，引证英国人伯乡氏着“缅甸玉石贸易”所述：“据在我国领事馆效劳的瓦利氏查询所得，北缅的玉石矿，系云南小商人发现，约在十三世纪初的时分，他驮货过孟拱，有一只背篮大象，拾取圆石随地加上，抵家抛之地上，触石而裂为二，遂发现光荣灿烂之玉石”。另英人斯柯特爵士在“缅甸玉石挖掘”的书中亦说：“光泽心爱的缅甸玉石，女士们用来装饰美观，那彻底得力于玉石的发现人，一个云南的小贩，大约在十三世纪初，他于无意中发现了北缅的玉石。”

曼德勒是缅甸国内规模最大的玉石卖场，天天都是摩肩接踵在这儿买卖翡翠玉石。根据上述各资料，中南半岛、云贵区域运用硬玉为装的年代很早，而云南区域前期确有硬玉原矿，而缅甸北部前期又归于我国云南，该区域硬玉属的玉材进入华夏的时刻也许远较有史可稽的宋期(公元960－1279)为早，但由于不受注重，并不为群众所熟知，直到清高宗乾隆(公元1736－1795年)平定西南区域的十八世纪今后，翡翠才正式大量挖掘。

缅甸上层社会运营着这些玉矿，用一台台推土机运走泥土，这个偏僻区域的房子岌岌可危，天天都离坍塌更近一步。宋相欧阳修在其所著的“归田录”中，从前记载：“余家有一玉罂，形制甚古精巧，始得之，梅圣俞认为碧。在颖川时，以示僚属，坐有真宗朝老内邓保吉者识之，日：此宝器也，谓之翡翠，云禁中宝藏，皆藏宜圣库中，有翡翠盏一只，所以识也。”欧阳修为宋代名相，连他也不认识翡翠，内臣邓保吉所见，也不过是一只翡翠盏而已，可见宋朝，翡翠传入我国的并不多见。至到明代(公元1368－1644)，关于有关翡翠记载的也不多，谢坤着金玉琐碎中，有“翡翠螳螂”一段，说：“余有螳螂一枚，头颈翅爪，碧色通透，惟肚腹上红下白，红色者，翡也，白色者，质也，甚巧心爱。”清姜绍著书韵石斋笔谈，也有一段记载：“青邱谓坐客曰：余家藏翡翠砚，与此杯(指一碧玉杯)同色，磨之以金，霏之成屑，如砚中墨渖。先君所遗，世固稀有，惜未携来与君辈玩之。”

历代的记载中，对翡翠的描绘均只要片段，清乾隆皇帝咏玉诗颇多，而不及翡翠，可见在清乾隆曾经，翡翠仍是一种罕见之物。故宫博物院现存最早的翡翠来自雍正时期。

清代翡翠牌子五牛图,翡翠由于硬度高，色泽漂亮，通过揣摩后，出现透明质地、娇滴晶亮的风貌，深获世人喜欢，但由于原料稀有，价格昂贵，通常被用作玉雕著作。一位匠心独具的巧匠能将一块璞石，从外型色泽及雕工上，以绝妙的创意来表现艺术，使其提高至无价的美玉，勘称是才智与自然最完美的联系。

旗袍和翡翠是其时名媛佳丽们竞相追逐的目标。其间最为著名的即是其时的第一夫人——宋美龄。清朝自康熙(公元1662－1722年)中期今后，国力安稳，民生充足，艺术水平提高，精品佳作应运而生，至乾隆皇帝(公元1736－1795年)臻至巅蜂，收尽全国奇珍异宝，认为御用，翡翠玉雕所以跻身奇珍异宝行列，与和阗玉，痕都斯坦玉齐头并进。到了光绪(公元1874－1908年)时期，慈禧太后独钟情翡翠，使其身价大幅跃升，无论是皇亲贵族或文人雅士皆竞相佩戴或保藏，以显耀其身份位置。

惋惜清末国力衰落，外强侵略，北京遭到英法联军(公元1859年)及八国联军(公元1900年两次攻击，宫中瑰宝部份于烽烟战乱中被洗劫，至今流落海外下落不明，变成我国人心中的隐痛，无不感叹文物的保护有必要仰赖国力的富足。每一次工匠定制都被赋予了生命与灵魂，它盛载的也许是一个动人的故事、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又或是一份甜美的回想。

翡翠的开采历史

缅甸翡翠开始采于何时一直无确切的考证。英国伯朗氏认为，翡翠是13世纪中由中国云南驮夫发现，腾冲华侨先辈尹子章、尹子鉴先生合著的《爱草台编》中记载：“缅甸玉石于1443年为当地土人从冲刷河床里发现，后来华侨也发现几处玉矿，遂取之，拿到三亚拱与腾越边民交易。”但从历史文献及出土文物来看，翡翠的开采可能比较早，汉代就有零星开采。

在1885年英国侵占缅甸之前，生产玉石的励拱是“滇省藩篱”封赠的土司地，属中国版图，由腾冲越州管辖，故有史书《滇黔记游》记载：“腾越出碧玉。”那时开采玉石属民间活动，并被要求将美玉作为贡品呈现给中央王朝。英国侵占缅甸之后，将励拱划入缅甸。因玉石矿山地域宽阔，难于管理，偷漏税较多，而英国殖民者又不便自己开采，就采用包税的方法，将玉矿的税收招商投标，名为“叫岗”，叫岗一次，期限三年，盈亏自负，抽税的方法是按估价数的10%收取，招商中标者基本都是华人，此方法沿用了几十年。1942年5月至1945年8月日本占领缅甸，缅甸成为二战的战场，翡翠开采几乎停止。缅甸独立以后，相当长时期内翡翠开采仍沿袭英国人的老办法，玉石的开采和贸易则依然多由华人控制，产品行销国内外。直到1966年2月，缅甸政府不准私人开采翡翠，而由矿业部和地质勘探生产公司开采，所采玉石由贸易部下属第十九公司专门收购，从此玉石产量大幅度减少。1969年实行国有化政策后，矿业部规定与玉石有关的勘探、开采、拥有、运输、买卖等一切业务均归国家经营，由矿产资源勘探公司玉石矿计划委员会负责开采、经销。1988年军政府接管政权以后，决定在巩固国营企业的前提下，给私人企业较多的自由，但宝玉石的开采权仍控制在政府手中。

尽管缅甸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有关宝玉石的政策、法规，但是长期以来，大部分玉石产区仍控制在克钦独立军团中，他们不但进行直接开采和经营，而且控制了通往中国云南边境的通道，缅甸政府只控制了少量产区，能拿到的货源只占玉石产量的20%，所以难以真正控制翡翠的开采和销售。1994年2月，克钦军团与政府签订了正式和谈协议，该地区恢复了和平，玉石产量有所增加。但在关于玉石的开采、管理权上，克钦军不愿作出让步，迄今为止，双方未达成最后协议。

近来，闭关锁国多年的缅甸开始对国内经济政策作出一些变革。缅甸政府注意到缅甸是世界上优质翡翠的唯一产地，应把宝石资源优势控制在自己手中，仅凭出售资源和初级产品毕竟不是长久之计，而且宝玉石为一次性资源，大力开采之后面临枯竭的危险，因此缅甸政府已经控制宝玉石的产量，积极开展宝玉石的深加工，限制初级产品的出口量，科学、合理地利用资源。

由于长期的计划经济以及国内不安定因素的影响，再加上税收太高，官方汇率与民间汇率相差悬殊等原因，缅甸所产宝玉石大部分都流落到国外，政府只能得到一小部分。翡翠外运通道主要有两条：一条从和井经曼德勒进入泰国的清迈，另一条从和井进入中国云南。由于中国的关税较高，大量高档翡翠的毛料流向了清迈，其中一度缅甸翡翠总产量的70%在清迈成交。使得清迈这个十几年前荒凉小镇称为了世界上最大的缅甸翡翠毛料市场。

翡翠的使用历史

明朝时期，中国与缅甸之间的翡翠文化交流开始逐渐频繁，此时，翡翠多作为贡品献给当时的中央朝廷。到了清朝时期，中国的翡翠文化进入了鼎盛时代，翡翠制品在朝廷和民间开始广为流传。同时，翡翠的商业规模一直在不断扩大，据清檀萃《滇海虞衡志》的记载：”玉出南金沙江，距州二千余里，中多玉。夷人采之，撇出江岸各成堆。粗矿外护，大小如鹅卵石状，不知其中有玉之美恶有与否估客随意买之，运至大理及汗省，背有作玉坊。角之见翡翠，平底暴富矣。”此段文字描述了当时翡翠的产出状况、玉石质量、销售情况等。清朝是中国历史上大量互动式发利用翡翠资源的时代，人们曾建立”作玉坊”对翡翠原石进行加工和销售，从而获得大量的经济收入，而且当时云南的腾冲、大理就是翡翠较为著为的集散地。翡翠得以广泛流传还得归功于清王朝的皇家贵族对翡翠的嗜好。

清代关于翡翠的记载多分散而零碎,清代从什么时候起真正使用翡翠则没有详细的记录。康熙养母栋鄂氏宪皇太后极为隆重的60大寿(1700年)的礼物中并无翡翠玉。有关贡品的记载显示,即使是乾隆盛期,翡翠通过进贡进入中国的数量并不多。乾隆四十一年至乾隆五十三年(1776～1788),集全国玉雕能工巧匠雕琢的“会昌九老”“大禹治水图”等玉雕艺术精品均为和田玉;在乾隆时期的各种服制规定中,也无“翡翠”佩戴规制。可见其时翡翠玉的价值根本不能与“东珠”、红、蓝宝石、珊瑚、青金等相类。

清代纪昀的《姑妄听之》(1793年)写到“记余幼时,„ „云南翡翠玉,当时不以玉视之„ „今则以为珍玩,价远出真玉上矣”;《玉纪》则仍以“翠”为石。因此,可以认为翡翠在清代中期的士人眼中也无“玉”的地位。乾隆中晚期以后,翡翠在贡品中已占有相当的比例。其中比纪昀小30岁的阮元(1764～1849)创作的《翡翠效乐天乐府》就是当时的一首完整和精妙的缅甸翡翠玉咏作。

19世纪中期,大量的翡翠玉石开始通过水路从曼德勒运到广州,再由广州北上到苏州和北京。 至同治四年,身为女性的慈禧太后掌权,她对“君子之宝”的和田玉器并无多大兴趣,对颜色丰富多彩,娇艳华贵的“绿玉”却钟情有加,不断向织造、盐政和各地海关索贡;清宫造办处按照她的旨意制作了大量的首饰。档案记载:“谨将遵照画样恭制首饰教缮清单恭呈慈(即慈禧)览:绿玉扁簪四对„ „绿玉溜六对,绿玉戒指六对„ „ ”等。当时淮关、江南等处对内廷的摊派都叫苦连天,粤海关亦于同治十三年四月送造办处的咨文中呈表难处:“绿玉本出缅甸,白玉亦非粤东所产„ 上述绿玉即指翡翠石。

光绪末年,富察敦崇的《燕京岁时记》记述,当时北京玻璃厂“红货之内以翡翠石为最尊,一扳指、翎管有价至万金者”。目前我国故宫及民间所见的清代翡翠玉器,绝大部分均为慈禧太后特別珍爱的扁方、簪、坠、戒指、手镯和佩饰等翡翠玉器饰物,而非关乎朝廷礼制的玉石重器,可见翡翠的确是在慈禧时期才“洛阳纸贵”,真正从民间走向宫廷,成为被默认的玉石新贵。可以认为,同治以后慈禧对翡翠的迷恋是促成翡翠真正成为“皇家玉”的关键,说明只是到了晚清时翡翠玉器文化才终成大观。清代早期翡翠主要是在民间流传,清代中晚期以前,玉文化实际还是和田玉(软玉)文化。翡翠玉文化与传统的和田玉(软玉)文化流传路径明显不同,前者是从皇室走向民间(宋以前基本上为皇室专有,宋以后才逐步走向民间),而后者则是从民间(明末及清中期以前)走向宫廷的玉器。

民国时期的翡翠最重要的主题就是“改制”，民国时期翡翠的“改”是指将清朝的一些款式比较陈旧的翡翠改制成吊坠或者其它一些款式。而49年以后，翡翠的收购和出口成为最主要的翡翠流向